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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天灾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在道义上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形势对农会有利。
朱稚竹、何海樵和屠宽都是支持第二派论调，屠宽当时还在会上直接发言说：
“地主没有武装，无力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而各县农会已经得到有力组织，农会自卫军也接受了相当军事训练，我们并不怕地主。何况江南士绅重名望，若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清名大受影响，对地主来说是很不值得的。
常州现在有六千农军，大可以保证地主士绅不敢出头作怪，故我以为，减租殊无问题！”
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副会长沈求两人，都是先锋队里的稳健派，持第一派的保守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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