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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之后，他还和伍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只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
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的革命者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余乐醒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作了逃兵。据余乐醒后来写给伍豪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甚至“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然后他以伍豪“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为由，不辞而别。
同时，他手边还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伍豪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中共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在脱党之后，余乐醒觉得凭自己在巴黎工业大学学到的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用怕了。他先是在上海办了个汽车专门学校，教授汽车的维护。后来又应杨虎城之邀，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局后建立的一所规模庞大的军火企业，专门为杨部生产枪炮、弹药，是在冯玉祥驻陕期间建立的几家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综合性企业，杨虎城委派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的连瑞琦为局长，负责筹建工作，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学有所用。
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却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所以到1931年的下半年，杨虎城撤换了连瑞琦的局长职务而由自己亲兼，余乐醒也只好辞职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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